第 2 段

尤其那些笨重的测绘工具，留守派的认为以后和日本人作战还有用，要尽量保留。 航空讲义和小型模型入关派的尽量带走，以后奉系如果重建空军，还能用到。 李老团长说，他会带留守派的人去投奔正在奉天和日军作战的黄显声将军，现在消息十分混乱，到处传说，奉军北平方面要求东北的奉军和当面日军协商后，和平撤入关内。 还有不少奉军官兵认为这个命令完全不可理解，拒绝执行。 白俄技工愿意带我们这些入关的人离开，他早就把家人都迁去了上海，中东铁路战争让他认为满洲不安全，他本以为苏俄过几年就会打过来，可这次是日本先动手了。 临走时按照江湖规矩，我们举行了拔香仪式，相约从此以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以前的兄弟盟誓暂且搁置，但日后有缘再见，仍以兄弟相待。 最后一碗高粱酒灌下，把酒碗扣下，入关的人都留下家书给家里人说明自己的选择，由留守的人送去，就此分道扬镳。 我们入关的8人顺利来到了营口，从这里买通一条渔船送我们去天津上岸，再到北平的奉军驻地说明情况，被奉军当做自己人留下，每人每月仍有北平市政府发5块大洋的薪饷，被安排在一家小旅店暂且住下，但一直无事可做，我们在路上讨论过两种可能的情况，如果奉军有意重建空军，那么我们正好加入，如果奉军是在集结兵力准备反攻，那我们更要加入。 一直等到1932年5月，两种我们预计的情况都没有发生，这时报纸上不时能看到奉军残部和东北民间的自发抵抗，东北各大城市相继被日军攻陷，但奉军高层到底在想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也不打算再等下去。 白俄技工先走一步去了上海找他的家人团聚后，和朋友一起去美国。 我等入关7人商议后，再次分道扬镳，1人被桂系空军招募，1人被粤系空军收留，1人去了山东给韩复渠做炮兵连长。 剩下我等4人决定去报考新成立的杭州中央军航校。 经过在南京中央军校预科班的学习和特别政审，我在1933年春季考入中央航校第三期，34年由于遇到伪满洲国成立，上海12*8事件等的影响，航校对东北人的审查逐渐变得十分严格，我们一起来的4人被分开监视，接受军法处的单独谈话，有那么几次让我觉得自己可能会被枪毙在这里。 几个月后，由于其他前来投奔的东北空军人员做担保，我等几人被批准加入民国空军，但仍不被信任，不时有其他学员，挑衅的问我们：“日军是不是满洲人邀请来的……，东北军为何不抵抗就入关了……，现在你们的皇帝登基了记得去给他磕头……”次数多了，打了几次架以后，我选择不再回应，默不作声的装作没听见走开。 1934年秋季我作为航校第三期毕业后，由于东北出身，一时没有作战中队肯要，于是航空委员会和校方商议后让我暂且留校做见习教官，到1936年夏又安排我赴美学习和验收在美购买的飞机。 到1937年抗战爆发，我被从美国紧急召回，经香港回国后，以空军少尉军衔被安排去西南地区协助后备机场建设和兵工厂搬迁工作。 1938年到41年，苏联派飞行队援助期间，我被调往西安，每月执行1，2架次的驾驶苏联伊15战斗机，从兰州飞到西安的转场任务，但不参与空战，后来得知这种相对安全的转场飞行，每月飞行员损失也达到十分之一。 1941年苏援志愿队撤离后，可用飞机日益减少，我被航空委员会调往川西防空处参谋处做参谋。 防空辖区内只有少量高炮，却要负责方圆几百里的广大面积，兵力实在不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预警和疏散上。 我和气象局的人一起量风速、记水位，编制防空作战和居民疏散等计划，敌人会不会来、从哪边来，谁也说不准，方案多半停留在假想状态。 情况一直到1943年才有好转，随着驼峰航线开通和飞虎队到来，我也被重新启用，此时和我同辈的飞行员，七成左右已经战死，东北空军剩下的更少，我先被晋升到上尉调到昆明的中美空军联络科，后被选派到印度去接收新的美国援助飞机。 1943年10月21日，我来到甸针机场，当月是我在这里的适应阶段，下月才会进入执勤排班序列。 我只需要拿着简图能看懂机场布局、熟悉美式指挥流程。 美国中队长对我说：这里大部分战斗都会爆发在天刚黑的时候，日本飞机趁着夕阳起飞，到我们这转一圈扔几个炸弹，然后趁着夜色溜走，但白天也常会在这附近趁机袭击路过的运输机。 非执勤时间得个地方想睡就睡，这里经常是昼夜不得安宁。 日常执勤是3天飞2班，每班6小时，一班是4架飞机随时处在可立即起飞状态。 晚上遇到时，中队长叼着烟私下对我说：听到警报响起，按规定所有飞行员要马上到机库登上飞机做准备，确认敌机后，当班4架先迎战，不够时，依次接力支援。 但那时机库往往乱成一片，日军机群小，用不着大家一起上，这里飞机比人少，不执勤的飞行员往往会抢着登上修好的飞机，但其实在地面乱跑时被炸死的菜鸟飞行员，比在空战中死的还要多，你要是来不及跑到机库，就近找个壕沟跳进去，没人会怪你，先活下去才能继续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