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踩地雷了

1995年9月15日，星期五，是雷鸣原计划去报到的日子，但今天，雷鸣下乡去了。 早上八点钟差10分钟，雷鸣就去位于四楼的调解股办公室，办公室的门还关着，他只好在门口等候，不一会，晒得比农民还黑的股长黄富星就过来了。 黄富星是高中毕业后通过招干考试进到司法局工作的，已经工作10多年，他手下还有另外一个兵，叫李标，以前是小学教师，前年改行到司法局的。调解股就他们三个人了。黄福星、李标和主管调解的副局长谢基为了下桥乡新生村八队和十一队土地鱼塘纠纷问题，已经蹲在那里几个月了，事情一点进展都没有，县领导已经下令，9月底前务必调解成功，否则要从重处理司法局的相关人员。 按说这类纠纷不应该由司法局来处理，但是当时体制不顺，县国土局也刚刚成立不久，也没有力量去解决这些纠纷。 雷鸣见到黄福星走过来，他还不认识黄福星，但他很礼貌地说：“您好！” 黄福星一直注视着他，说：“你是雷鸣？” 雷鸣微笑着说：“我就是雷鸣，今天来上班了”黄福星主动和雷鸣握手，然后自报家门，然后打开办公室，说：“给你办公室钥匙，办公桌还有几个，你随便找一个整理一下，领导交代了，今天你就和我们下乡，我们九点出发，你要带好行李，多带一套衣服，等会我们在院子里集中出发，可以不？” 可怜雷鸣连在办公室都没坐下就被安排下乡了，领导都要下去，他能有什么意见？于是满口答应后，马上回房间准备行李。 九点钟，雷鸣他们坐着北京2020吉普车准时出发，谢基副局长坐在副驾驶位子，雷鸣坐后排中间，黄福星和李标坐后排两边，开车的是司机小卢，很年轻。 上车前，雷鸣已经和大家认识了，谢基副局长是一个老黄牛式的人，一上车就叫黄福星介绍下乡的目的和案件的基本情况。 武县下桥乡新生村八队和十一队分属两个自然村，人口都不多，都不到200人，但八队属于梁姓，梁姓是个大姓，周边有好几万人都是梁姓，十一队属于潘姓，潘姓是也个大姓，周边的潘姓也有好几万人，可以说，这是两个家族的斗争。 争议的六十多亩土地和十多亩水塘，双方都提出在土改时就对这些土地水塘有使用权。并且提出了一些书证，比如“三包四固定”时的文件、土改时的文件。 这块地在土改时的权属是清楚的，但成立生产大队时，各队土地全部合并，后来又分开，争议就来了，相互分不清楚哪块地是哪个队的，认识上相互的交叉，大队也没能分清楚。特别是分田到户后，两队都把两块地分别分给双方队员，往往一方播种后，另一方马上挖掉，双方根本不能正常耕种，所以双方争斗不断，矛盾升级了，1989年、1991年、1994年双方三次大规模斗殴，出动土炮、*、炸药，致双方共五人死亡，法院也将双方共十多人判决死刑、死缓或者无期、有期徒刑，导致双方积怨加深，最近又有打斗的苗头。 县里为此从今年过年前就组成了一个百人工作队，县委主管政法的副书记带队，各相关部门参加，分成了若干个工作组，一直对此紧盯不放，而调解组是各小组中的核心，调解组本来还有政法委一位副书记、县法院和检察院各一位副院长参加，但这几位爷都不干活，带队的县委副书记要求县司法局9月底前一定拿出调解意见书初稿。 雷鸣参加工作的第一天，就是从下乡开始了。 黄福星介绍了基本情况，谢基副局长就说：“雷鸣，你虽然刚刚来，但你是党员，局里经过研究，决定由你来拟写调解书，这个任务很重，这几天时间，你先到现场去熟悉情况，阅读案件材料，9月25日以前拿出初稿，这政治任务，希望你按时按量完成，我们几位同志全力配合”雷鸣只好说好。 雷鸣已经知道自己入套了，一个由局领导设的套子。 如此重要的案件，县里舍得调动百人工作队，为什么不能写出一个“调解书”或者“调解意见书”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定有某些必要的内容无法确定，所以才难产，也可以肯定县领导班子内部有不同意见，无法统一，所以才会这样拖下来，也可以肯定，这份调解文书可有可无，不然领导不会把这个任务放到一个刚刚毕业分配的新人身上。 但雷鸣知道，别的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可能已经明确，已经没有办法推掉，领导要把自己拖入这个泥潭，肯定也不能洗脱他们的责任，领导这样做的目的，是拿自己来开刀。 自己什么地方得罪了领导？雷鸣认为是自己推迟报到引起的，要是再给他一次机会，他肯定会在能报到的那天报到。 雷鸣的肠子都悔青了。 领导确定是给他上眼药，在局务会上，已经明确了拟写调解书的任务是谢副局长负责，审核是由苏局长负责，黄福星对文字工作一窍不通，领导根本对他没啥指望。 但苏局长“多余”地讲了一句：“新来的大学生是法律专业的，应该给他加点担子，法律文书先由他写比较好”这个任务多次被拖延，领导都成牛皮糖了，多拉一个人进来，就是要让新来的人陪杀。 谢副局长也不会再写这个东西了，调解书局里没少写，但县主要领导意见分歧太大，根本不能定调子。 雷鸣心里那个苦呀，没有词可以形容。 下桥乡新生村离县城40多公里，交通和经济情况都还不错，县政府的百人工作队大约有一半人长驻在这里，来三天休一天，不能来的工作队员须经所在单位书面工作组同意后才能离开，两个队离乡府大约3公里。工作队员分成三个班，每天几经个班分别要到两队去两次，上午、下午和晚上，由协调组安排。 工作队员下去，一般有车送，下去的工作人员一般到农户家中或者到田间地头找农民谈话，稳定他们情绪，要求他们和解。 工作人员都住在乡政府的旧礼堂，几十个人，比学生宿舍还挤，大家都睡行军床，领导才能住招待所，吃饭都在饭堂，临时建了个洗澡的地方，条件极其艰苦。 一连三天，雷鸣都跟着工作组瞎转，一有空，他就阅卷，案子很多文件，足有两尺高，但真正有用的材料很少。 但雷鸣还是认认真真地做了阅卷笔录。 他当然也发现了局里以前写的调解文书，但都是不成形的。 案件事实都无法认定，如何调解？ 双方都主张对争议标的有全部权属，如何调解？ 双方都声称一定报人命之仇，如何调解？ 调解，是指双方当事人以外的第三者，以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社会公德为依据，对纠纷双方进行疏导、劝说，促使他们相互谅解，进行协商，自愿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调解工作应遵循的原则有：①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政策进行调解。②必须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前提下进行调解。③必须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 雷鸣以前真的没有接触这方面的案例，不过从调解的原则出发，他还是拟了一份补充调查提纲，足有近千字。 雷鸣认为，还原历史真相是案件处理的关键。 但双方对此都提出了证据材料，那地方叫放牛湾，在“三包四固定”定产量的登记本上，双方都有“放牛湾”的面积，多达近百亩，现有这些历史资料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同时，两边的老人都坚持说“放牛湾”属于自己所在的队。 能找的老人都找了，能找到的人都说属于自己一方的。 县里各部门组成的工作组都束手无策，更何况雷鸣。 工作队员都说，干脆让他们继续开打，然后都关起来，然后就清净了。 也有的队员说，再这样下去，会有部分工作队员先被送进精神病院。 两村村民多次集体上问，案件已经被列为全国督办的10个纠纷案件之一。 为了应付，雷鸣开始写调查报告，把案件的主要情况，存在问题都说清楚了，但下一步怎么做，他也没头绪。 工作组每天中午饭前都开碰头会，司法局的调解任务都是被点名的。 第三天下午，雷鸣和谢副局长回家休息一天。 在车上，看雷鸣有点变黑变瘦了，谢基动了恻隐之心，他也不知道苏局长为什么要拿这小子开刀，所以就安慰雷鸣说：“小雷，工作要一步一步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注意保重身体”雷鸣心中稍稍有点安慰，但心中仍然压力重重。 回到单位，雷鸣就骑单车往家跑。几天不回家了，不知道家里情况如何。 看到西院榨油的生意还好，烤房也有一些来料加工维持，雷鸣回家回家见妈妈一下，就回到单位，放下单车，马上乘车去十里亭。 几天来，雷鸣把Call机留给李玉梅，乡政府的电话不好打，雷鸣也没什么心情，所以根本没顾到门面的生意。 当雷鸣黑着脸出现在门面时，众人谁也不敢多说两句，李玉梅等了好一会，才忐忑不安地向他汇报。 首先是财务，情况还一般，赢利的所下降，但雷鸣还能接受。其次是店面管理，出现了问题，送给一家四星级的干货有质量问题，被退了回来。 一家店出现的问题，其它店没有发生，能说明什么问题？雷鸣不管那么多，不管他，退就退了，大不了不做那家的生意，谁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干脆不管了。 最后，李玉梅汇报，有一个老板来电话，要求雷鸣回来了就找他。 原来是那个池州的老板魏真铭找到江宁来了。